广西旅游资源丰富、得天独厚，东兴这个边境小城的旅游资源可圈可点：它是中国与东盟海陆相连的起点，内有十万大山屏峰雨林、中越北仑河口、京岛金滩等优质旅游资源；更有全国唯一的海洋少数民族——京族及其独弦琴、哈节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东兴具备发展以京族少数民族文化为核心的边海风情旅游的比较优势。

　　东兴所在的防城港市于2018年4月获批全国边境旅游试验区，标志着该市边境旅游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防城港试验区提出建设成为全国一流的边境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其中中越边关风情旅游区作为重要内容一马当先。这为东兴作为边境旅游目的地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重要契机。

　　东兴旅游自恢复异地办证以来就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成功经受了市场的检验：2015年东兴口岸总出入境人数为611万人次，2017年几近突破千万人次。2018年再创历史新高，上半年经东兴口岸出入境人数同比增长29%，达601.1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达3.3万人次，单日出入境人流量最高纪录达4.5万人次。京岛金滩的旅游接待量从2013年的68万人次达到2017年的141万人次。边境旅游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向好。

　　一、跨境民族直接参与边境旅游发展的意义

　　东兴地处中越边境，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第一线，也是深化与越南乃至东盟各国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跨境民族在这当中起到关键性桥梁作用。京族是我国唯一的海洋少数民族，与越南主体民族同根同源，移居京岛500多年至今，仍然与越南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民间交往友好而频繁。从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东兴发展边境旅游的近30年间，京族人民的生计与边境旅游密切相关。

　　跨境民族是边境旅游发展的先锋主体。以万尾金滩为例，世居海边的淳朴京族人家最先将自家的捕鱼成果与来访者分享，逐渐带动了海边其他旅游经营，形成了以京哈风情为主旋律的边海旅游特色。

　　旅游业仅是跨境民族的生计选择之一。中国东兴—越南芒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为零语言障碍的京族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机会。跨境商贸、海产品加工等都是京族长期以来从事的较为稳定的行业。因此，旅游对京族人来讲只是可选项之一，只有在政策利好、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是优选项。

　　边境旅游的文化特色离不开跨境民族社区的参与。东兴以“边关风情、民族特色、东盟元素”三融合为旅游开发的引领理念、全力打造的民族风情亮点（包括整合京族哈节、京族原生态歌舞演艺、界河中越联欢等），都离不开京族的参与，否则旅游产品将失去原真性，大大降低游客的旅游体验，目的地可能成为文化空壳而名不副实。

　　由此可见，边境地区大力发展基于跨境民族文化的社区旅游具有特殊意义。

　　首先，京族人民深度参与到当地社区旅游发展有益于降低传统渔业生计的风险，增加经济收入、提升生活品质。这正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等中央文件提出的边境旅游试验区建设是兴边富民的重要内容。

　　其次，京族人口只有不到3万，其重要的文化传统，如京族独弦琴、京族哈节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跷捕鱼、京族服饰技艺等现已濒临失传。自2015年以来，中央、自治区两次拨付专款修建、修缮“京族文化保护与传承中心”，可见对保护和传承京族文化的重视。京族文化是东兴边境旅游的“灵魂”，只有京族人民直接参与并从中受益，才能不断为当地边境旅游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

　　再次，跨境民族直接参与当地旅游发展是边境安宁稳定的重要保障。“设立边境旅游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探索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与发展并举的重要创新模式”。跨境民族是边境地区的日常使用者和守护者，一方面，边界地区依靠两国跨境民族的日常生活交往来维护和平友好、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边界地区依靠旅游业政治敏感度低、产业合作性强的优势，进一步夯实边境地区稳定的民意基础，从而保证边境地区的长治久安。

　　二、对社区旅游治理模式的思考

　　跨境民族直接参与边境旅游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显而易见。那么，政府在新的形势下，应该如何做出调整，以适应边境地区的社区旅游转型发展，形成有利于各方利益的可持续发展治理模式呢？笔者在这里分享几点思考以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探讨。

　　首先，旅游发展思路是“基于现实”还是“忠于规划”值得进行深度思考。以京岛金滩为例，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5年经过两轮征地之后遗留的不同类型的土地问题，是目前京岛旅游开发陷于两难境地的主要根源。一方面，当地社区居民自发自主经营的旅游实体不愿将生计来源“让位”于规划所设想的外来投资商；另一方面，为了提升京岛旅游的规格和品质，规划中动辄上百亿元的整岛开发的大项目，长期以来无法匹配合适的投资商。而这两个看似南辕北辙的发展思路归根结底并非水火不容，政府和居民都希望通过旅游开发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和目的地形象，进一步改善民生状况。只是达成的方式需要切实使京族村落基层民主达成的建议以有效通道进入当地旅游开发的决策环节，双方相互真诚探讨、在执行过程中互相信任、支持，在双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凝聚成为长期共享资源、共同协商、互惠共赢的合力。

　　其次，营造稳定的投资环境是社区内部自主投资经营或吸引外部投资的基石。土地遗留问题长期以来不仅造成社区居民在自主旅游开发、经营过程中心理上的不安和顾虑，也是外来投资商投资风险增大、利益无从得到保障的根本原因。由此造成京岛管理工作在不断地整治金滩风貌、拆除经营设施，或不得不暂时容忍违规做法，以及寻找实力雄厚的开发商之间间歇性摇摆。社区居民不是在观望不同规划不时出台，就是在等待规划落地的漫长过程中抱着稀薄的期待，甚至侥幸希望规划实施得晚些、再晚些，可以争得多一点时间积累生计资源。有时索性想要自行投资大干一场，但这样热切的心情和想法常常被理性搁置、否定，毕竟这既不符合规划，又冒太大被拆除的风险。因此，土地问题不解决，旅游投资环境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善。

　　再次，本土特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以及外来资本进入的时机是边境旅游目的地治理的关键所在。本文前面论述了为什么跨境民族及其文化传统对于边境旅游发展意义重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外来资本可能对民族边境旅游目的地做出的贡献，而是取决于资本进入的时机。目前京族社区担忧的是，假如发展初期就由外来资本挖掘、包装、打造京族文化，可能会形成仅仅做给游客看的肤浅形象，不一定是京族人认同的京族文化，这进而会造成游客对目的地文化误读的问题。但如果当地已经有了以京族文化为基调的特色社区旅游的基础，即使外来资本进入，也无法改变已有广泛基础的当地文化认同。因此，一要尽量避免出于旅游开发而按照规划进行社区整片搬迁，因为京族人民一旦脱离了世代生存的空间，就失去了文化发展的土壤，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品牌也就失去了现实依托；二要鼓励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培育强大的当地文化旅游的原动力；三要选准恰当时机引进外来资本作为当地旅游发展的加速器。这样既可以通过社区旅游发展保护和传承边境地区的民族文化特色，也不违背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与进程，在社区利益得到根本性保障的基础上，以资本运作来锦上添花，目的地的发展将如虎添翼。如此形成边境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治理模式。

　　总之，边境旅游已经成为边境地区的重要产业，只有保护、传承当地京族文化，让跨境民族和社区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才能不断带动边境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促进边境地区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切实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