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高桐，中国地名学会常务副会长，经济学家、文化学者。首届国家新闻文化领军人。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ABC新编》《第二个里程碑》《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社会主义实践的回顾与思考》《强基固本：中国农业与农村重大问题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投资与通货理论》《新编市场营销学》等数十部，发表论文数百篇。
主讲人陈高桐
今年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强调，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文化底蕴毁掉了，城市建得再新再好，也是缺乏生命力的。要把老城区改造提升同保护历史遗迹、保存历史文脉统一起来，既要改善人居环境，又要保护历史文化底蕴，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前不久，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情感、思想与道德、智慧与价值，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层面，而地名正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层面。地名是我们历史和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各个历史时代人类活动的产物。大量古老地名的存在，昭示了中国不同时空的文化层面，展示了中华历史，也是民生的写照，理应作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文脉延续地名是重要载体
我国地名文化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以语言、地貌特征等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载体。任何地名的产生，一般都反映出当时这个地名出现、存在和延续的一些因素，而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如济南，因地处济水之南而得名。济南道路地名也别具特色，经纬路的命名方式与当时济南发达的纺织业有密切关系，织布经长纬短，以此命名道路，不仅体现了济南当时纺织业的繁荣，还说明了商埠区的范围是东西长南北短的状况。由此看来，虽是简单的几个汉字，却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感情，渗透着历史发展的一个社会层面。同时，从这些种类繁多的地名文化中，可以领略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各民族多彩的文化特点，为后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经济和文化提供了帮助。
我国存在着大量古地名和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地名，遍布在山岭湖塘、风景名胜、文物古迹、古遗址、古建筑及街巷等。“中国”两个字从3000多年前发展到今天，与中国的国土、人口、民族、文化、历史密切相关。据考证，“中国”这两个字最早发现是在一件命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这个青铜器是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县被发现的。尊上面有铭文，铭文中出现两个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最早的“中国”二字。
中、国这两个字都是象形文字。“中”是一面特殊的大旗，是商朝人为召集部队和民众集合用的标志。“国”（國）也是一个象形文字，中间的口表示人，口下面的一横表示土地，旁边的“戈”代表有人拿着戈守卫生活或生产的土地，为了更安全，需要在四周筑上城墙，由此形成了“国”（國）。
“中国”二字合起来就表示天子所在的国。由于商与西周的国都很多，只有最高的统治者居住的地方才有资格称为“中国”。东周时，天子的地位名存实亡，各诸侯国间相互吞并，到战国后期，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和若干小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秦朝，中国再次出现。以后历代王朝都称为中国。其中，南朝、北朝都称自己为“中国”，而称“中国”以外的为“岛夷”，隋、唐统一以后，这些“岛夷”也成了“中国”的一部分。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开始有了“中华”和“中国”两种简称，以后基本都是用“中国”了。
在古代，中国的民族含义等同于华夏诸族或者汉族，与之对应的称呼是“蛮”“夷”“戎”“狄”，比如“南蛮”“东夷”“西戎”“北狄”。今天的中国当然应该包括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少数民族，而广义的中国文化也应该包括56个民族的文化。
由此可见，地名文化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尽管因为历史的变迁，部分地名正在消失或者变更，但只要地名在，人们依然可以凭借地名背后的故事，寻找到这个地方的历史渊源。
文以载道地名文化内涵丰富
地名命名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方便人们在生活、生产、社会交往中的应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名种类繁多，命名方式也越来越多，在这里列举一些比较常见的种类。
如，姓氏与地名的结合。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这样的名称不胜枚举，例如李家沟、张家湾、刘家坡、郭家坪、苏家岭等。第一个字一般为姓氏，第三个字指的是地貌，如沟、峪、陵、乡、堡、铺、市、寺、店、岭、湾等，其中有一些个案，比如“岳各庄”“豆各庄”等，这些都是由于汉语语音的发展变化而来的，岳各庄、豆各庄其实分别就是岳家庄、豆家庄。
华北平原以丘、陵命名的地名很多，这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环境——地貌起伏不平，人们择高地而居以避洪水；两汉时，以亭、聚命名地方，表现了当时的地方基层行政制度；六朝时，坞、壁、垒、戍、堡等地名用字的出现，与当时豪族大土地所有制以及社会动乱需要防御有关；唐中叶以后，内地出现的集、市反映小商业城市的兴起，场、务表明了官营手工业的发达。
我国的很多地名中都带个“洲”或“州”字。“州”的本义是河道中的小岛（或称沙洲）、水中陆地。《说文解字》：“州，水中可居曰州。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行政区划的概念和区划单位还没有建立时，人们曾经把“州”划分为九个区域（九州）来进行管理，后世“州”作为行政区划或存或废，范围或大或小，但仍沿用至今。此时，当“州”再被用作行政区划名称，以它代表“水中陆地”容易引起误解，于是古人又在“州”字前面加上一个“氵”部首，用“洲”来替代“州”。
与“州”一样，“阴”“阳”也是地名中常出现的，这属于以方位命名，“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因此，山的南方因为能照到太阳，称为阳，山北称为阴；而水（河）正相反，水北为阳，而水南为阴。但也有例外，湖北汉阳在汉江的南面，其原因是历史上汉水改道，由汉阳城的南面改到北面，而城市名称未变，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特例。
以历史人物或与其相关的历史活动为背景而生成的地名和以一定的历史事件以及某一历史史实为背景形成的地名，这种命名方式也很常见，如山西介休（市），因相传春秋时期晋国贵族介子推偕田隐居并死于境内之绵山而名；左权（县），古称僚阳，后几经改名，1942年9月，为纪念左权将军在此殉国，改名左权县；民国年间冯玉祥主政河南时设博爱县、民权县。
在中国地名中，命名最具特色的，当属北京胡同了。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有帝王将相的更替，也有寻常百姓的流离迁徙。从辽、金的南京、中都，到元大都，一直到当代的北京，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国度的人都在这儿留下了他们的行踪，不同的方言、语言，不同的文化都在这儿有过碰撞、交融。所以在北京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街巷名称很自然地保留了不同民族文化交流和接触的痕迹。
北京的小巷称为“胡同”，“胡同”一词始见于元代，是蒙古语“huto”（水井）的借词，其最初的发音为“忽洞”，因古代水井在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有人聚居的地方就有水井，“胡同”原义就是有水井处，后转为街巷通名。
胡同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的以人物命名，如文丞相胡同；有的以市场、商品命名，如金鱼胡同；有的以北京土语命名，如闷葫芦罐胡同等。再如，司礼监胡同、织染局胡同、酒醋局胡同、钟鼓司胡同、瓷器库胡同等，这些都是历代衙门所在地，显示了当时皇城的范围。一般小胡同居住的都是寻常人家，所以取名时似乎信手拈来，地名用词不出老百姓日常用语，如胡同里住一家经营棺材生意的，这条胡同就叫棺材胡同；胡同形状两头尖、中间大，就叫嘎嘎胡同、嘴巴胡同；死胡同，有进处，无出口，就叫闷葫芦罐儿、口袋胡同。胡同取名求形象生动，亲切自然，好称说，易区别。
加强监管审慎保护地名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不断加强和规范地名命名、更名管理工作，更改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符合国家方针政策的地名和歧视少数民族以及带有大汉族主义倾向等问题的地名，取得了显著成绩。改革开放后，经过多方论证、审慎研究，严格遵守更名的程序、权限和论证制度，部分地方更名保持了传统文化，提高了当地知名度，扩大了影响力，推动了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加快推进，许多古老地名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社会上出现一种随意命名、随意更改地名的现象。由于对地名文化缺乏认知，加之为了配合某一个时期的政治时局，一段时期内，随意更改和废止老地名的现象屡禁不止，这种对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淡薄的现象在“文革”时期尤为突出。
“文革”时期，全国兴起了一阵改名风。“文化路”“建设路”“人民路”“东风路”“向阳路”“反帝路”“红星路”相继出现，铺天盖地，几乎全国大小城市中都有以这种形式命名的道路。尽管有些像“反帝路”“红旗路”等带有明显“文革”痕迹的地名已经改掉，但造成历史信息的中断和古老文化的遗失的结果，值得我们反思。
近年来，我国还兴起了“西化”之风，稀奇古怪的洋地名铺天盖地。这种“地名西化”现象在新建的居民区尤为常见，如“巴黎花园”“莱茵小镇”“罗马假日广场”“欧洲城”“伦敦城”“挪威森林”等。一些新建的楼盘、新开发的小区钟情于使用外国地名以显示档次，对此，地名管理相关部门应该严格控制。这些地名虽然代表了一个时期的特点，却彰显不出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和个性。在“洋”地名的背后，丢弃的是民族自尊和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将一些地方命名为风马牛不相及的外国地名，不仅缺乏严肃性，还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不满。随意把别国地名拿过来命名景点、小镇，侵犯了他国的地名使用权。一些外国地名在中国的滥用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地名命名更名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是盲目更名，我是不赞成的。地名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一旦更改，历史典故、传统文脉就有可能被割断。地名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美德文化、人文精神，在地名中均有蕴含和体现。比如，洛阳、江阴等地名体现了阴阳相对、阳生阴长的辩证法思想；和顺、大同等地名体现了尚和合、求大同的社会追求。
目前的行政区划名称也应该进行梳理。例如，市既可以代表省级的直辖市，也可以指地级市，还有县级市。我们为什么不能统一规划行政区划通名，以避免出现新的混乱，如“区”，已经有了省级的自治区、地级的直辖市区和县级的市辖区，现在又出现了副省级的综合开发区、地级或县级的开发区、新区，还有矿区、城区、郊区等。
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要求，树立正确的文化理念，有效保护地名文化遗产，提高新生地名文化品位，传承发展优秀传统地名文化，延续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建设中国特色地名文化。
对话：地名，文脉和情感的载体
记者：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现在很多地方都热衷于改名，喜好将本地的名胜古迹或历史传说作为行政区域名称。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陈高桐：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开发旅游资源，各地出现了地名更改热。部分地方用景点名称取代政区名称，如黄山、张家界等。同样的，都江堰、井冈山等变成了行政区名，对这种做法，政府的初衷可以理解，但若不慎重，不仅达不到更名的目的，反而会很容易与真正的景点混淆，比如说，徽州更名黄山市后，就引起了世人的强烈关注和疑惑。
作为徽商发祥地的徽州，明清时期已经称雄中国商界500多年，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徽文化是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1987年，黄山市扩大至大部分徽州地区，市中心搬至屯溪，徽州地改市，易名为黄山市（大黄山市），将徽州地区改为黄山市，并把市中心驻地搬于远离黄山的屯溪，使黄山这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受到了伤害，更伤害了著名的徽州文化。很多游客兴冲冲赶到黄山市，却见不到黄山的真面目。这种对文化遗产原真性的破坏和摒弃，数年后可能造成古老文化的缺失，带给后人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损失。
在中国城市的更名记录上，湖南大庸也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案例。与徽州相反，它是属于改名较成功的一类。1994年，湖南大庸县更名为张家界，更名的目的是为了统一行政区划与旅游目的地，有利于旅游开发的整合营销。当时张家界景区的知名度远远超过其所在的城市大庸，外人只知张家界，不知大庸。大庸与古庸国有关，但是古庸国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多大名气的所谓蛮夷之国，早在春秋就灭于楚，几乎无历史影响力，大庸的名字也一直没有脱开平庸。政府认为改名有助于促进城市发展，改名势在必行。改名张家界市后，果然为城市带来了诸多好处，提振了城市品牌。张家界凭借丰富的旅游资源，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迅速扩大，带动了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现在的张家界有了机场、通了火车，已是全国知名的旅游热点城市。张家界旅游景点和旅游城市实现了双赢。
黄山和张家界都是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更改了原有名称，但更名背景完全不同。徽州本身的地名品牌价值就不弱于黄山，改了反倒丢掉很多文化内涵；大庸改名张家界则大大提升了地方知名度。所以更改古老地名，其背后虽是出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强烈诉求，有一定道理，但对具体的某一座城市而言，可能失去的无形资产将是巨大的，放到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看，实际上是对某些历史文化资源的严重破坏。我们更改地名，必须从历史的高度来认识。
记者：为挖掘当地文化，一些地方又恢复古地名，您怎么看？对此您有何建议？如何避免盲目更名？
陈高桐：徽州更名为黄山市曾令无数人感到惋惜与痛心。虽然黄山市这一地名也有30多年历史，但是近年来，呼吁恢复徽州之称的声音不断。和徽州不一样，湖北的襄阳则要幸运得多。在各方的积极努力下，2010年，襄阳复名了。襄阳复名前为襄樊，襄樊这一地名也有50多年历史。1950年5月，襄阳县下辖的襄阳镇和樊城镇合并组建为襄樊市。从襄樊再更名为襄阳，时间跨度50年，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比如更名成本和原属居民的归属感等，这一字更改的成本据说过亿元，因为地图、公章、证件、招牌等都要改。而对于在襄樊地名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一些年轻人而言，改名襄阳也带来了情感上的困惑。有些年轻人称，曾一度失去归属感。
地名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让人们有了身份认同。当有人问起“你是哪里人”，不仅是在询问地域籍贯，更是询问一种情感归属。现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强，地域归属感看似削弱了，然而对家乡有认同感的人，依然会大大方方展示自己的籍贯，这正是文化基因的力量。
对于一座城市的发展，更名不应该只考虑单一诉求，更不能靠拍脑袋。对于那些已经既成事实的更名，是否复名同样需要理性对待、慎重考虑、充分讨论。城市的街、巷、路名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人们透过这些街、巷、路、桥名，可以管窥城市的过去，每一个地名都带有一段文化，带有一缕乡愁，乱改地名，就是丢失了城市的文化记忆，说严重些，就是割断了城市的历史。
记者：如何科学规范地进行地名命名和更名呢？
陈高桐：地名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本身就应该有延续性，不能够肆意更改，必须尊重历史和文化。地名命名要坚持尊重当地历史和现状、突出历史文化特色、保持地名相对稳定这3条原则。
出台规范地名命名、更名的规范，有着重大的意义。在地名成为文化传承载体的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不仅需要出台各种规范和规划，还应该出台保护地名的惩罚措施，即如果出现了违规的情况，该如何惩罚，并将这样的惩罚措施落地生根，让人能够感受到其中的震慑力，或许才是最佳的方式。只有如此，地名成为永久的文化传承的载体才能够成为现实。
对老地名的注销、更名或合并以及历史地名保护名录中在用地名的更名，要严格控制；对于历史上存在过，且具有丰厚文化底蕴和重要历史价值但现在没有使用的老地名，可在适当条件下考虑重新恢复使用，这要有严格的限制、科学的论证；对于未被恢复启用的地名，应当采取入册挂牌立碑等措施加以保护。
2014年，我国开始了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为期4年。开展地名普查，有利于把握地名文化总体状况，更好地保护地名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优秀地名文化。地名普查工作也为治理地名乱象问题提供了良好机遇。需要强调的是，清理整治地名乱象要注重发挥地名文化的重要引领作用，以此达到标本兼治的目标。
记者：目前，地名治理的难点何在？您有何建议？
陈高桐：难点有二：一是，随着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新的工业区、开发区以及街道里巷、建筑物层出不穷，新的地名大量涌现，旧的地名变化消失，地名产生、消亡数量之大和变化之快前所未有，人们使用地名的频率随之不断提高，对地名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服务的要求日益迫切，地名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地名不变不行，但变要有据。
二是，地名乱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确立、理顺地名管理体制所致。到目前为止，地名管理领域还没有形成一套严格的命名、更名的审批和监管制度，这既包括前期的科学论证和咨询的权威性，也包括现有地名管理缺乏严格的监管手段，对各类地名命名源头不能有效干预，甚至往往只能被动认可既成事实，这也是形成目前地名命名更名不规范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此，要求我们把地名文化当作重要文化遗产保护起来，把地名文化遗产认定规范制定好、实施好，同时还要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加强地名主管部门与史志、文物保护、旅游和教育部门及科研机构等相关部门的沟通衔接，建立地名文化遗产认定保护的良好机制，推动地名文化遗产认定保护工作，同时普及地名文化教育，使之成为一项众人关心并参与的事业。
